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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陽明臨終遺言:“此心光明,亦復何言!”
發布時間: 2019-03-26   訪問量:0   保護視力色:

 導讀

  “此心光明,亦復何言!”王陽明先生何以這樣說?作者通過陽明先生一生的經歷來為我們解說陽明先生的臨終遺言。

  這句話既是一種人生態度,也是一個人生故事。陽明先生是明代思想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,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,中國少有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“三不朽”者,然而,在中國沒有方向的輿論場中,他的身世和清譽卻也是大尺度地沉浮,曾經高達浪尖潮頭,也被人置于水底泥沙。

  明史學者胡丹的這篇文章,或許能夠幫助我們讀懂陽明先生、讀懂中國。

  嘉靖七年(公元1528年),57歲的王陽明在兩廣總督軍務時,舊患咳痢之疾突然加劇。他有很不好的預感,于是在上疏“請告”(請求離職)后,不待“廷報”,就自作主張,坐船自梧州經廣東韶、雄北行。打算一邊等待朝廷批準,一邊往家趕。當他離粵時,門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變,專門為老師備了副棺材,隨在舟后。

  十一月二十五日,舟逾梅嶺至江西南安。府推官周積聞師至,前來拜見。陽明起坐,咳喘不已,自謂“病勢危亟,所未死者,元氣耳”。由于病勢驟劇,陽明在南安一停五日,無法前行。至二十九日辰時,召周積入舟,已不能語。久之,開目視之說:“吾去矣。”

  積泣下,問:“先生有何遺言?”

  陽明微哂道:“此心光明,亦復何言!”

  頃之,瞑目而逝。(《陽明先生年譜》)

  上面這段記載十分感人。陽明自知不起,召門人來見,當是有所交待,不料話到嘴邊,卻不禁自笑(“微哂”), 一個字都不想說了,唯帶著一顆光明開悟的心離去。

  講學家似不當不言。然陽明臨終,因何欲言又止?“微哂”之意何在?他生命最后時刻的這一幕,十分關鍵,但歷來講解者多不得要領。本文且就著“言”與“不言”的引子,從陽明后半生深溺“言不信之地”的境遇,對他的臨終遺言作出分析。

  一

  臨終前,陽明可能已預知到身后將發生什么。微微一哂,其實是無聲的苦笑。

  在去年(嘉靖六年)五月重獲起用前,陽明在家賦閑已達七年之久。

  自“今上”即位以來,不斷有朝臣推薦他,有薦他入閣的,有薦他總督三邊、出掌兵部的,可皇帝一概不準。這次命他往征粵西,也是事出無奈。蓋因思恩、田州迭遭土官之亂,朝廷調集四省官軍圍剿,終是師老無功。這才從大學士張璁、桂萼之薦,準他出山,去西南幾千里外料理這件棘手的煩難事。

  陽明深知皇帝對他有成見,但可能不知道成見的癥結何在。他與那位二十出頭的年輕皇帝,一次都沒見過,如何讓紫禁城里的最高統治者心生厭憎的呢?

  過去幾年,時局紛擾,為了由外藩入繼天位的嘉靖皇帝生父母的封號問題,吵得天翻地覆。在這場名為“大禮議”的政爭浪潮中,原首輔大學士楊廷和下臺,保守派閣部大員或貶或逐,而皇帝的支持者、被稱為“議禮新貴”的張璁、桂萼輩強勢入閣,“贊禮派”紛紛躍居高位。

  參與大禮議的活躍人物,多有陽明的門人和好友,他們對大禮的態度,并不一致。如好友席書、霍韜與門人方獻夫、黃綰、黃宗明等,“以議禮得幸”。為此翰林院編修王思公開宣稱,“羞與同門方獻夫為伍”;鄒守益、王時柯等門人還參加了嘉靖三年著名的左順門哭諫事件,為此遭受廷杖,王思受刑不過,被活活打死!

  當朝臣因為議禮而分裂時,在越中大開講席、聲望日隆的“王夫子”,卻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態度——大臣霍韜、席書、黃宗賢、宗明等“先后皆以大禮問,竟不答”。

  當時贊禮派遭到激烈的反對,處境艱難,急需理論支持。陽明不言,他們從宋儒歐陽修那里找到了依據。當“大禮”塵埃落定后,歐陽氏乃被抬入孔廟陪祭,得到當世的巨大報償。不妨設想,假若陽明趁時而鳴,公開發表贊禮意見,力挺急于當孝子的皇帝,他將得到什么?反過來再想,他講學名氣那么大,卻在大家爭得不亦樂乎時,一言不發,又會給皇帝留下怎樣的印象?

  陽明受命起復后,在給霍韜的信中,針對他“不言”的質疑回應說:“往歲承你以《大禮議》一文見示,那時我方在守喪,心中雖然贊同卻不便奉復。既而席書也有信來,使者非要拿到回信才肯離去。我不得已,草草作答,大意認同其說,只是認為,其時典禮已成,當事者(即保守派)未必能改,言之徒益紛爭,不如姑且相與講明于下,等信從者多了,再緩圖之。”

  霍、席皆為贊禮健將,也是陽明好友。從陽明復書可見,他對前者是持同情態度的。他不發聲的原因,除了典禮已成,再言徒益紛爭,還因“議論既興,我身居言不信之地,不敢公言于朝”。

  陽明置身事外,比局中人看得更清楚:兩派所爭,明為倫理,實為權利。他的表態將無濟于“明理”,只會幫助一派人擊敗另一派人,而無論如何,他的一部分弟子和好友都將受到傷害。他希望大禮之爭,能“委曲調停,漸求挽復”,而不至決裂,朝政大壞。

  在權勢之爭中,理常輸于勢,對此陽明有切身之痛,作為受害者,他形容自己“身居言不信之地”。

  二

  陽明不是生來就老成能忍之人,即便在壯年,經歷了三年“龍場之謫”的磨難,依然不失豪爽之氣,有話輒說,有屈即辯,這是他的本性。

  在好友陸深為他父親王華所寫的《海日先生行狀》里,記了這樣一件事:陽明得罪大太監劉瑾遭杖謫后,王華也因不肯向劉瑾屈服諂媚,被勒令致仕。這時,有人拿王華同年好友之事做文章(古人稱同科中舉者為同年),對他加以誣毀。人們勸王華上疏自白,他卻不然:“此事因我同年而起,我若辯白,是訐我友矣。謠言焉能污我哉?”竟不自辯。陽明復官回京后,聽說了這件事,很替老父不平,便要具本奏辯。王華忙馳書制止他,說:“你以為那是我平生大恥嗎?我本無可恥,你卻無故攻發我好友的陰私,反為我求來一大恥。”他還批評兒子說:“別人都說你的智慧過于我,我還真不信呢!”

  此事詳情已不可知,但陽明既急于替父澄清,則定是關系到王華聲譽的大事。可是因為牽涉到同年好友,王華不愿令旁人蒙羞,遂采取了清者自清的坦然態度。

  那時陽明年近不惑,且在貴州講學,已揭出“知行合一”之旨,開始獲得較大的反響。可在這件事上,還是不如其父開霽大度。心知不平,便要鳴,道理不明,便要辯;鳴與辯,即是行。從其盛年激揚,到臨終縱負萬千枉屈,亦一言不辯,唯以光明開示后人,連接這兩頭的,正是他十幾年的入世與修行。在這個過程中,陽明深感“居言不信之地”的痛苦。

  三

  正德十四年(公元1519年)夏,王陽明首樹義幟,平定江西寧王之亂,一舉成天下大名。

  寧王朱宸濠早有不臣之心,兩年前陽明奉敕督兵南贛,按照兵部尚書王瓊的用意,就是布設在寧王背后的一柄利劍。果然,當寧王于南昌驟叛后,陽明從上游發兵,只用了四十多天,就生擒叛王,平定了明代中期的一場大亂。

  可是平亂之后,功賞不行,“讒言朋興”,立大功者反而“幾陷不測”。朝廷派來的太監張忠、大將許泰,對陽明百計構陷,甚至誣陷他與寧王“交通”(勾結之意)在先,后乃趁一時之變,權衡兩端,僥幸成事。

  為了挖出陽明“通濠”的黑材料,他們把陽明門人冀元亨抓起來,嚴刑拷打。一時“讒邪構煽,禍變叵測”,成為陽明一生最為驚險的一段時期。

  直到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帝繼位,權奸下獄論死,冀元亨才獲釋出獄,但他脫難僅僅五日,就因傷重去世。

  一年多來,陽明承受著“通濠”的污名,這比他父親所遭受的誤解不啻百倍,他卻連自辯的機會都沒有。然而“委屈”適成他學問精進的最大動力,正是在這一年,陽明在南昌“始揭致良知之教”。對此他深有感觸地說:“自經(朱)宸濠、(張)忠、(許)泰之變,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,出生死……往歲尚疑未盡,今自多事以來,只此良知無不具足。”

  在正德晚年那個黑暗時代,奸佞當道,是非莫明,陽明陷溺于言而不信之地,只好痛自隱忍,不敢自明。如今新君繼統,新政肇始,張、許等冒功濫賞之徒被處理,陽明“平宸濠之亂”的首功也得到追敘,京里還傳來消息,說新君有意召他上京,將有重用。

  陽明雖有良知可恃,此時益難以“忘患難”了,他還是忍不住要“言”,于是寫揭帖遍遞六部及都察院,為蒙難的門人“伸理”鳴冤,說到底也是為自己的潑天之冤辯白——他雖然得到“新建伯”的封爵,但對“通濠”之誣,朝廷還沒有正式為他平反。

  可是由于首輔楊廷和與尚書王瓊關系惡劣,而陽明是王瓊重用之人,為此遭到楊的嫌忌;“大臣亦多忌其功”。為阻止陽明來京,當道者借口“國哀未畢,不宜舉宴行賞”,僅改授他為南京兵部尚書。而隨陽明“起義”的同事諸臣,卻在楊廷和主持的“考課大典”中,被以各種理由加以黜革,昔日大忠大節及其功次一概刪削不問。

  陽明“痛心刻骨,日夜冤憤不能自已”,他連上幾疏,希望“辭封爵,普恩賞,以彰國典”;他甚至還非常“不明智”地替已經削職為民、發配甘肅的罪臣王瓊爭。這是陽明一生最后一次“大鳴大放”。

  他這么做,深深得罪了以楊廷和為首的“當道”之人,使他在新朝依然不改“言不信”的困境。他的爭辯,無人理睬。陽明大失所望,心灰意冷,遂借父喪(王華于嘉靖元年二月病故),掛冠歸越。他走了,伯爵之封也成了一紙空文,應授的鐵券和祿米都沒給他。

  四

  三年后,陽明守制(守父母之喪)期滿,例應起復為官;而楊廷和此前已因在大禮議中與皇帝意見相左而遭罷相去位。可是對廷臣的“交章論薦”,內廷仍然“不報”(指對奏疏不予理會)。已升任禮部尚書的席書氣憤地說:“今諸大臣多中材,無足與計天下事者。定亂濟時,非守仁不可”,他請皇帝召陽明入閣輔政,“無為忌者所抑”——席書所稱“忌者”,直指首輔費宏,他對陽明的推薦,實際上暗含了伐異的私心。不久,老臣費宏在贊禮派的嚴攻下踉蹌去位。

  其后幾年,陽明安坐清涼的陽明洞里講學,不以不能復出為失意。他對形勢看得太明白了,深悉贊禮派在大禮議中大獲全勝,不是時局安定的開始,它將引發更大的權勢之爭,時勢未有寧息。

  “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,此則腹心之禍,大為可憂者。”陽明在嘉靖六年給門人黃綰的信里寫道,“近見二三士夫之論,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,姑待釁耳。一二當事之老,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,間聞有口從面諛者,退省其私,多若仇讎。”在信的末尾,他慨嘆說:“病廢之人,愛莫為助,竊為諸公危之。”

  盡管此時他已奉敕出山,卻依然一副置身事外的口吻,仿佛打定主意,待功成即身退;在信里,他還對江西功賞不明表達了耿耿于懷的態度,大約擔心此次南征,恐不免重蹈覆轍——沒想到竟被他不幸言中了!

  陽明于當年年底到桂,指揮部署,迅速撫定思、田,并藉收服之眾,乘勢進兵,將多年的賊巢八寨、斷藤峽一鼓蕩平,功成只在數月間。

  陽明的表現,怎么說也是有聲有色,雖說因為病重,不待朝報就離職而去,可這點“任性”和他的勛勞比起來,似應諒解;何況他剛出粵境就去世了,已證明他在請告疏中對自己病情的描述非虛,朝廷怎么也該講點人情不是?

  可是,當陽明病故的消息傳到北京,嘉靖帝非但沒有惋惜,反而“令吏部會廷臣議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”——說是功罪一起議,可從皇帝的態度來看,他要議的,主要是“罪”,不是功。

  據《明史》說,當斷藤峽捷書到京后,嘉靖帝就曾寫手詔給首輔楊一清等,指責王陽明奏功夸大,并論及其人品和學術,對他作出了近于全面否定的評價。史云“一清等不知所對”。事實上,楊一清和他的前任費宏,都曾以陽明“好古冠服,喜談新學”為由,反對召他入閣輔政。老派大臣在學術上對陽明的偏見,與皇帝并無二致;而贊禮新貴中,也有要員對他心懷嫉恨。

  此事還有內幕,黃綰在《陽明先生行狀》里有詳細披露。他說,要“害”陽明的,主要是大學士桂萼。當陽明訃至北京時,桂萼故意將他亡故的消息按住,卻拿他“擅離職役”做文章,指責其處置廣西思、田、八寨恩威倒置,同時還“舊賬”重提,詆斥陽明昔日擒宸濠軍功冒濫,“乞命多官會議”。(“會議”又稱廷議,是明代集體議政的一種形式,參與者包括勛戚、內閣、部院司寺大臣及科道官員。)

  起初一力推薦陽明的,是大學士張璁,桂萼是被迫附議。兩廣捷音到京后,張璁“極口稱嘆”,說“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”,馬上向皇帝推薦,要取陽明來“作輔”——也就是入閣之意。新貴桂萼和老臣楊一清都不高興,于是嗾使錦衣衛指揮聶能遷誣奏陽明托黃綰送給張璁金銀百萬,才得以復出。

  此事內情十分復雜,還牽扯到張璁與楊一清的首輔之爭,故黃綰的回憶有其局限性。另一說稱,聶能遷因在大禮之后不得升職,怨望不平,遂囑人草疏,“論新建伯王守仁賄通禮部尚書席書,得見舉用,詞連詹事黃綰及大學士張璁”,張璁懷疑楊一清庇護聶能遷,遂彼此攻訐。

  論陽明“功罪”的廷議,由桂萼主持,在吏部舉行。所議之“罪”,包括“黨逆”寧王(這個罪名比“交通”更甚),在江西放縱軍士,屠戮無辜,私藏南昌府庫財寶,以及新近在廣西恩威倒置、舉措失當等。最后只有講學成為唯一被“坐實”的罪狀。嘉靖帝隨即下旨,停陽明之爵(新建伯由軍功封授,例應世襲),同時頒布禁學之令,將王學斥為“偽學”,禁止學習和傳授。

  陽明縱是“不言”,縱然立功,都無法避免罹于黨禍!他在身后遭到了比生前更大的冤屈。當他指心說“此心光明,亦復何言”時,難道不是已經預見及此了嗎?

  在一個爭權奪利、是非混淆的時代,任何辯解,都是多余的。

  五

  當然,除了政治上的陷阱,人們對陽明的誤解,也實在太多了。

  好比他晚年提出“良知說”,成為其心學的根柢,而實現良知的前提在“存敬”,用陽明的話說,就是“心不動”。可這位崇尚不動心的夫子,偏偏被許多人視作權謀家。

  陽明幼年,有一個著名的“梟鳥治繼母”的故事。這個故事顯然是他的“擁躉”想象出來的,陽明本人絕不會認同此事“可為訓”。一次,好友儲巏(號柴墟)派人送來一份《劉生墓志》,請他過目。陽明讀后,認為此文“縝密”,但提出“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,未刻石,刪去之為佳”。理由是“子于父過,諫而過激,不可以為幾;稱子之美,而發其父之陰私,不可以為訓”。編造“治繼母”故事的多事者,肯定沒讀過這篇《答儲柴墟》,遂造出一個權謀天成,卻離陽明本心太遠的“異聞”。

  與多數理學家不同,陽明不僅有道德文章,他還有很大的事功。陽明是當世有名的兵家,人們常說“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”。長于用兵者,必知權變,這自然成為人們理解王學的一個角度。

  古人說,“用兵之妙,存乎一心”,然行兵必以詐,這與純儒的標準似乎嚴重對立,對陽明“偽學”的指責也多半由此發軔。可能是這個原因,陽明對自己的“兵事”極少提及。據門人錢德洪說,他“事先生八年,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,皆默而不答,以故南、贛、寧藩始末俱不與聞”。

  錢曾請教:“用兵有術否?”陽明否認有術,他說:“用兵何術?但學問純篤,養得此心不動,乃術爾。”陽明之意,竟是不動心就能帶兵?老師這樣解釋,學生自然信服,于是有人得意起來,以為“可與行師”了。陽明問他為什么,此生答:“我能不動心。”陽明道:“不動心可易言耶!”此生自信地說:“我有不讓心動的法子。”陽明笑道:“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,又誰與發謀出慮呢?”

  言至此而竟!陽明到底還是沒講出“用兵無術”的道理,也沒有就用兵“發謀出慮”與“此心不動”的關系作出理論闡釋。言之不盡義,是陽明“語錄”中常見的現象。

  陽明用兵的情形,多見于報捷等疏文,但遺漏甚多,如“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”。反間即用詐,是兵家常事。錢德洪的理解是,“以設謀用詭,非君子得已之事,不欲明言示人”。為此他親赴江西,搜集《征宸濠反間遺事》,存錄了許多陽明用間使詐的案例。為使人了解老師“武功”的詳情,錢德洪搜集了大量奏疏文移,查對月日,編次整理,“而后五征始末具見”。

  由于陽明治學,要在講席發揮,或私信討論,很少著書立說,加上他本人又有較多避諱,這都導致對其本人及學術理解的偏差。當時就有人指責陽明“學術不端,聚眾禍亂”,后世更有人認為,陽明學是一種“謀叛哲學”,即根因于此。

  陽明作為“宸濠之亂”的平定者,卻始終難以擺脫“通濠黨逆”的指責,這不是“忌妒”二字就足以解答的。

  六

  隨著越中講學的影響越來越大,王學聲名鵲起,同時非議與批評也多起來。

  嘉靖元年(1522)十月,禮科給事中章僑上疏說:“三代以下,論正學莫如朱熹,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,倡異學之說,而士之好高騖名者,靡然宗之……乞行天下痛為禁革。”

  “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”,即指王陽明,這是第一次出現指王學為“異學”,要求予以禁革的聲音。

  “近年士習多詭異,文辭務艱險,所傷治化不淺。”嘉靖帝在批復中肯定了章僑的觀點,并且要求,“自今教人取士,一依程朱之言,不許妄為叛道不經之書,私自傳刻,以誤正學”。這實是王學被定為“偽學”的先聲。

  次年春,北京會試,策題以心學為問,含有“陰以辟先生”之意。門人徐珊讀題后嘆道:“我怎能昧著良知以幸時好呢?”不答而出。但另幾位同門歐陽德、王臣、魏良弼等,在作答時發揮老師所教意旨,毫無忌諱,居然被錄取了。這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,“識者”也只能理解為“進退有命”。其實,當圣旨作出王學“有誤正學”的批評后,發揮心學意旨的考卷仍能“漏網”中舉,說明朝廷禁令已無法阻止王學傳播了。而陽明遭忌愈深,與王學的迅猛傳播是密不可分的。

  錢德洪參加了這次會試,下第而歸,他向老師抱怨,“深恨時事之乖”。陽明卻喜形于色地說:“圣學從茲大明矣!”德洪不解,問:“時事如此,何見大明?”陽明說:“吾學豈得遍語天下讀書人?今《會試錄》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,吾學既非,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。”

  當朝廷指斥王學為“叛道不經”,一些在朝為官的門人欲上疏奏辯,陽明制止他們說:“無辯止謗,嘗聞昔人之教矣。”這“昔人之教”,想必也有他先父的教導。從辯到無辯,陽明對謗議的態度,已發生了極大的轉變。他“無辯止謗”的理由是:“四方英杰,以講學異同,議論紛紛,吾儕可勝辯乎?”

  與辯相比,他更看重“默而成之,不言而信”。所以他才不在乎“偽學”的指責,反而更看重部分門人破冰登第,因為他們中榜后,試卷將收入《會試錄》,成為天下士人的必讀書,凡讀者皆受一番洗禮,這便是“默而成之”。他根據自身經驗體會到,設若學者處“言不信之地”,縱然千言萬語,于“今日之多口”,“可勝辯乎”?

  晚年的陽明,對于“受謗”,愈趨于向內用功:與其與眾人辯,辯不勝辯,不如“反求諸己”,“動心忍性,砥礪切磋”,使學術愈為醇厚,最終達致“不言而信”之境。

  一日,門人鄒守益、薛侃、黃宗明、馬明衡、王艮等侍,談到近日謗議日熾,陽明說:“請各位談談其緣故。”有說先生勢位隆盛,是以忌嫉謗;有說先生學術日明,為宋儒爭異同,則以學術謗;有說天下從游者眾,良莠不齊,是以身謗。最后陽明道:“你們說的這三種情況都有,只是我心中所想,你們還未談到。”眾人忙請教,陽明說:“我在南京以前,尚有鄉愿意思。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,更無掩藏回護,才做得狂者。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,吾亦只依良知行。”

  陽明說他在正德十六年改官南京前,還有點媚時從俗的心理(即“鄉愿”),生怕別人不理解,不得世人之好,如今他卻只信真良知,依從良知行事,對天下之謗,反不再介意了。這里,陽明竟是以“狂者”自喻的。

  “良知”,就是一顆光明的心;“只依良知行”,就是守住內心之光明。陽明如此說,既有一種兼濟天下的難為之意,同時態度里又有了一分從容和安寧,他相信他的良知與光明,終能使人理解信從,“亦復何言”呢?

  然而,“狂者”堪足自守,不為天下沸議所動,但狂者為師,如何能成為天下榜樣呢?陽明還是說之不透。

  七

  被后人譽為“真三不朽”的陽明,一生道路坎坷,他沒有神奇的魔法,也沒有登高一呼、萬眾云集的魔力。相反,在探索新學的道路上,遭遇了層層阻力,蒙受了太多的猜忌與冤屈,正像霍韜所說:“夫忠如守仁,有功如守仁,一屈于江西,再屈于兩廣!”這在明代士大夫中,真不多見。

  逆水行舟,風波不定,但陽明找到了壓艙之物,那就是王學最后的口號:“致良知。”

  前引陽明在江西南安府所留遺言,見其門下弟子所編《年譜》。黃綰所寫《陽明先生行狀》,也記有他的臨終之言,與前者不同。行狀云:

  (嘉靖七年十一月)二十九日至南康縣,將屬纊(臨終),家僮問何所囑。公曰:“他無所念,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,未能與吾黨共成之,為可恨耳!”遂逝。

  對門人,陽明說“此心光明,亦復何言”;對家僮,他說“未能與吾黨共成(學問)”為可恨。這兩個遺言并不矛盾。

  陽明心學的根基,是良知,然而如何達致良知,需要一套完整而明確的論述與規范。然而,讀后人輯錄的《王陽明全集》,內中關于如何進業的具體記載,卻非常之少,許多時候,只是對理想狀態的一種描述——比如前面提到的“心不動”。陽明是明代理學大師,更是心學發展的標志性人物,但平心而論,他主要是提出新問題,然后給出答案,但在問與答之間,尚缺乏縝密的論證過程(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通病)。

  好比他晚年提出“真足以忘患難,出生死”的良知說,基于他對“世事之難為,人情之難測”的切身感受,是從他備嘗艱辛痛苦的感悟中來,具有強烈的個性,但如何將“良知”變作一種普適的理論工具,卻沒有現成的辦法。在大禮議之爭中,門人的分裂,以及后世學者不得法,淪為所謂“王學末流”,都是證明。陽明自嘆“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”,應是肺腑之感,他遺憾沒能把他的學術大廈建立起來。因此,“不言”與“可恨”是相互補充的,兩者缺一不可,共同形成陽明最后的“學術影像”。

  多年以前,陽明之父因為他急于辯駁,對他作出“不智”的評價;十余年來,陽明明知“身居言不信之地”,卻不得不亟亟而辯;到了生命的最后幾年,他的心突然靜了,不動了,對一切譏毀,始取坦蕩不辯的態度。這是他個人修為之得法。然而終其一生,陽明都沒能穩立于“言而有信”之地,在身后竟還遭到偽學的玷污……

  陽明的偉大理想,一定是用他的心燭,點燃世界的火炬,而不是在那小小的角落里,保留一星火種(也就是他說的“此心光明”)。可是,在他彌留之際,留以示人的,仍然只是他自守的一片“光明”——這,正是他的所念與所恨處!(胡丹)

來源:中國青年報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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